一线干警：解救行动不能简单粗暴（延伸阅读）

　　“犯罪分子多为跨省区流窜、结伙作案，作案手段不断升级，给打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”谈及打拐工作的艰难，湖北省利川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教导员罗建波感叹。

　　2011年全国打拐专项行动“湖北第一案”的侦破，罗建波曾参与其中。

　　2003年1月3日，利川市忠路镇东风村年近一周岁的彭某被其舅舅黄风拐走，以3000元的价格卖至温州。8年之后，利川市公安局获得线索，成立专案组抓捕黄风，并赴浙江追查彭某下落。然而时过境迁，当年买小孩的夫妇已不知去向，案件一时陷入困境。专案组一方面进行排查走访，另一方面在温州警方的配合下，开展网上信息收集与研判工作，终于找到并说服知情人、中间人，顺藤摸瓜，通过DNA检验确认买方。2011年4月24日，彭氏夫妇带着被拐卖8年之久的儿子，踏上了回家之路。

　　基层打拐，从搜集资料、开展行动到善后处理，都面临诸多困难。罗建波感触最深的，主要有三个方面。

　　一是专业人员不足。很多地方没有专门的打拐机构，基层民警往往没有经过专门的打拐训练，科技意识和信息意识较差，再加上平时工作繁忙，打拐往往力不从心。因此，目前的打拐案件多停留在抓获一两个人贩子的层面，难以深入开展工作，打掉整个犯罪网络。在利川市，由于拐卖儿童并非常见案件，所以该市公安局没有设立专门的打拐班底。

　　二是打拐经费短缺。拐卖人口犯罪案件情况复杂，涉及区域广，调查取证难，需要大量经费投入。目前，虽然国家反拐工作计划要求政府将打拐经费列入预算，但各地落实情况不一，打拐专项经费难以实现。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，经费短缺成为及时派员外出调查、取证及追逃的一大掣肘因素。

　　三是救助、安置工作机制不健全。被拐卖儿童获救后的安置问题，已成为公安机关处理善后工作的一大难点。福利院的介入只能让孩子有暂时的栖身之地，监护责任却压在警方肩上，甚至每月的开支均由公安机关负担，严重牵制警力。一些基层民警对此类案件产生畏难情绪，致使该类案件久侦不破。

　　罗建波认为，长效打拐需要多个部门通力合作，“如果当地民政、计生等管理部门一旦发现被拐儿童，便重点盘查，那么买方市场就会大幅缩小”。另外，当前打拐工作中普遍存在重解救、轻深查、轻追逃、轻打击的现象。同时还存在重打人贩、轻打买方的情况，买方市场因而有恃无恐，长期存在。

　　“一接到拐卖案件，我们就会将受害人（或直系亲属）的DNA信息录入系统，同全国的信息库进行比对。”罗建波介绍，在新时期的打拐工作中，高效运作的DNA信息库的作用越来越大。

　　在新的打拐手段中，“微博打拐”关注度最高。对此，罗建波认为，这犹如发动群众进行视频侦查，需要规范引导，“在不了解具体案情的情况下，一心只想发动群众，公布的内容又没有专业的审核，很容易对受害人造成额外伤害”。

　　“打拐工作必须以孩子的健康成长为本。”罗建波介绍，一些解救行动中存在执法手段简单粗暴的现象，将被拐儿童强行带离养父母，给被拐儿童带来了“二次伤害”。在彭某被拐案中，专案组专程通知被拐儿童的亲生父母前往温州，与养父母共同商议一个有利于彭某健康成长的妥善方案。结案后，恩施州、利川市妇联还对彭某进行了心理疏导。（记者 程远州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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